
毛刘周朱四位伟人中,刘少奇是和其他三位不同的。毛主席,周总理,朱老总在党内军内的地位都是长期形成的,无人不服。
可他的路并不平。
一九二八年中共六大过分强调工人成分,他反倒没当上中央委员,只任中央审查委员会书记。这个弯,看着有点憋屈。大革命失败后,白区工作危险,复杂,还常常吃力不讨好,刘少奇却偏在这条线上越做越硬。一九二八年三月去天津处理“顺直问题”,收拾组织里的极端民主化和经济主义毛病。一九二九年七月调任满洲省委书记,整顿东北各地党组织,恢复局面,时间不长,却很快把摊子支起来。一九三一年一月,在六届四中全会上补选为中央委员、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,这才真正摸到中央核心的边。
一九三一年冬回国后,他任中央职工部部长,对白区工作的冒进做法不认同,主张斗争要讲分寸,讲办法,结果被说成右倾,职务也被撤掉。
到了一九三六年春,他负责北平、天津、河北、山西、东北一大片白区工作,大力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,对那些关门主义、冒险主义的老毛病顶得很坚决。一九三七年五月,延安召开白区工作会议,刘少奇作报告,会场里争论得不轻,有人听着扎耳朵。毛主席却越听越觉得他说到了骨头上,公开支持他,还说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。这个评价,分量很重。说到底,毛主席看中的,不是刘少奇会不会说漂亮话,而是他真懂实际工作,知道麻绳从哪儿断,疙瘩从哪儿解。
全面抗战爆发后,刘少奇的分量更往上走。他先后担任北方局、中原局、华中局书记,又兼新四军政治委员。晋察冀边区下辖一百零八个县,约二千五百万人,能在敌后站成一块硬骨头,背后少不了他的组织本事。
一九三八年十一月,他化名胡服到竹沟,以那里为支点发展抗日武装和根据地,还办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,一批批送出军政干部,小地方硬是被叫成了“小延安”。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爆发,局面一下绷紧,他提出政治上全面进攻、军事上暂缓进攻的建议,很快被中央采纳。到一九四一年底,华中敌后根据地面积扩大到十八万平方公里,加上游击区共二十五万平方公里,人口达到一千五百万。刘少奇不是那种只会坐在屋里批文件的人,他能把局面铺开,也能把局面稳住。
真正把他推到党内第二位置上的,是一九四一年的“九月会议”和一九四三年的中央政治局会议。陈云、任弼时、王稼祥都高度评价刘少奇,陈云还直截了当地说,刘少奇将来地位要提高。毛主席也明确指出,刘少奇是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。
一九四二年三月,刘少奇从苏北启程回延安,路上还顺手把山东党政军之间的分歧理顺。毛主席惦记他的安全,相关电报发了十几封。到一九四三年三月,中央书记处由毛主席、刘少奇、任弼时组成,刘少奇又任中央组织委员会书记,还参加军委工作。走到这一步,说他已是党内事实上的第二号人物,不算说大了。
刘少奇和毛主席、周总理、朱老总最不一样的地方,也就在这儿。那三位的威望,很多人一眼就能看明白,带着军功、资格和公开的领袖光芒。
刘少奇的分量,却主要压在工运、白区、组织、路线和全局调度这些地方,不是那种一上来就让人拍大腿的显赫,却很耐磨,很顶事。
一九五六年八大后,他正式当选中央副主席,才算把党内“二把手”的名分坐实。一九五九年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后,党务和国务活动中的第二位置也真正稳定下来。回过头再看,刘少奇能站到毛主席身后,不靠热闹,不靠虚名,靠的是多年硬碰硬的实际功夫。这样的人合法股票配资,起势慢,不抢眼,可真到关键地方,谁也绕不过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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