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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刘周朱四位伟人中，刘少奇是和其他三位不同的。毛主席，周总理，朱老总在党内军内的地位都是长期形成的，无人不服。

可他的路并不平。

一九二八年中共六大过分强调工人成分，他反倒没当上中央委员，只任中央审查委员会书记。这个弯，看着有点憋屈。大革命失败后，白区工作危险，复杂，还常常吃力不讨好，刘少奇却偏在这条线上越做越硬。一九二八年三月去天津处理“顺直问题”，收拾组织里的极端民主化和经济主义毛病。一九二九年七月调任满洲省委书记，整顿东北各地党组织，恢复局面，时间不长，却很快把摊子支起来。一九三一年一月，在六届四中全会上补选为中央委员、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，这才真正摸到中央核心的边。

一九三一年冬回国后，他任中央职工部部长，对白区工作的冒进做法不认同，主张斗争要讲分寸，讲办法，结果被说成右倾，职务也被撤掉。

到了一九三六年春，他负责北平、天津、河北、山西、东北一大片白区工作，大力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，对那些关门主义、冒险主义的老毛病顶得很坚决。一九三七年五月，延安召开白区工作会议，刘少奇作报告，会场里争论得不轻，有人听着扎耳朵。毛主席却越听越觉得他说到了骨头上，公开支持他，还说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。这个评价，分量很重。说到底，毛主席看中的，不是刘少奇会不会说漂亮话，而是他真懂实际工作，知道麻绳从哪儿断，疙瘩从哪儿解。

全面抗战爆发后，刘少奇的分量更往上走。他先后担任北方局、中原局、华中局书记，又兼新四军政治委员。晋察冀边区下辖一百零八个县，约二千五百万人，能在敌后站成一块硬骨头，背后少不了他的组织本事。

一九三八年十一月，他化名胡服到竹沟，以那里为支点发展抗日武装和根据地，还办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，一批批送出军政干部，小地方硬是被叫成了“小延安”。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爆发，局面一下绷紧，他提出政治上全面进攻、军事上暂缓进攻的建议，很快被中央采纳。到一九四一年底，华中敌后根据地面积扩大到十八万平方公里，加上游击区共二十五万平方公里，人口达到一千五百万。刘少奇不是那种只会坐在屋里批文件的人，他能把局面铺开，也能把局面稳住。

真正把他推到党内第二位置上的，是一九四一年的“九月会议”和一九四三年的中央政治局会议。陈云、任弼时、王稼祥都高度评价刘少奇，陈云还直截了当地说，刘少奇将来地位要提高。毛主席也明确指出，刘少奇是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。

一九四二年三月，刘少奇从苏北启程回延安，路上还顺手把山东党政军之间的分歧理顺。毛主席惦记他的安全，相关电报发了十几封。到一九四三年三月，中央书记处由毛主席、刘少奇、任弼时组成，刘少奇又任中央组织委员会书记，还参加军委工作。走到这一步，说他已是党内事实上的第二号人物，不算说大了。

刘少奇和毛主席、周总理、朱老总最不一样的地方，也就在这儿。那三位的威望，很多人一眼就能看明白，带着军功、资格和公开的领袖光芒。

刘少奇的分量，却主要压在工运、白区、组织、路线和全局调度这些地方，不是那种一上来就让人拍大腿的显赫，却很耐磨，很顶事。

一九五六年八大后，他正式当选中央副主席，才算把党内“二把手”的名分坐实。一九五九年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后，党务和国务活动中的第二位置也真正稳定下来。回过头再看，刘少奇能站到毛主席身后，不靠热闹，不靠虚名，靠的是多年硬碰硬的实际功夫。这样的人合法股票配资，起势慢，不抢眼，可真到关键地方，谁也绕不过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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